联合国警告说，全世界将有6.9亿人面临饥饿，专家回应说“中国不会发生”

最近，粮农组织、农发基金、儿童基金会、WFP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警告说，在COVID-19爆发的肺炎导致世界饥饿人口达到6.9亿，这将是过去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那么，中国面临的是粮食安全问题吗？从长远来看，如何确保粮食安全？为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原校长柯炳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万建民院士、国际粮食政策研究所原所长、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范胜根。

2020年COVID-19爆发影响全球粮食安全

新京报:五年前，全世界承诺消除饥饿、粮食不安全和各种形式的营养不良。然而，今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这是近50年来最严重的。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范生根:在COVID-19爆发肺炎之前，世界上有很多饥饿的人。最新报告显示，全球人口为6.9亿，一年内增加1000万，五年内增加近6000万。这个数字表明，在过去几年里，世界上饥饿人口的数量有所增加，这有几个原因。例如，气候变化导致的干旱和洪水更加频繁，战争爆发，收入不平等正在扩大——也就是说，穷人越来越穷，富人越来越富。在过去的几年里，这些原因导致了全世界饥饿人口的增加，而COVID-19肺炎使饥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新京报:6.9亿饥饿人口主要分布在哪些地区和国家，典型原因是什么？

樊胜根:主要在南亚(如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和尼泊尔)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主要原因是经济不发达和贫穷，这导致一些人没钱买食物。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没有投入，农民就不会有好的粮食收成，他们的收入和粮食安全就无法得到保证。此外，有些地区受到冲突(战争)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导致普遍的饥饿。

新京报:食物浪费、社会动荡、自然灾害和COVID-19流行病对当今全球形势的影响顺序是什么？

范生根:就今年而言，第一个因素是COVID-19肺炎。这不仅直接影响了粮食生产系统，也减少了许多人的收入。由于收入减少(如失业)，即使是那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买不到足够的食物；排在第二位的是病虫害，如非洲蝗虫、蚱蜢等病虫害，它们也对今年的粮食安全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三，一些国家(地区)的持续动荡(极端恐怖主义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影响了当地农民的农业生产和居民收入的减少。

但从长远来看，气候变化是第一位的。其次是资源(包括食物)的浪费和缺乏。随着全球人口的不断增加和土地资源的不断减少，未来农业生产用地、水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将对粮食安全构成重要威胁。第三是收入差距扩大，穷人越来越穷，这一群体陷入了恶性循环。最后一个是各种急性传染病的影响。今年是新的冠状病毒年，不可能知道类似的急性传染病会在明年或未来的某一天再次发生。

新京报:你认为这种情况今年会持续多久？我们做什么呢

范生根:这很难说。可能是在今年年底或明年，这主要取决于疫苗能否尽快投放市场及其有效性，即能否迅速控制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如果疫苗能在未来六个月内广泛使用，食品安全问题不会变得更糟。

从长远来看，我们需要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资，充分利用资源生产更多更好的食物。同时，我们应该减少食物的浪费和损失。世界上三分之一的食物被浪费了。如果我们把食物浪费减少一半，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就能得到大规模有效缓解。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也非常重要，这样弱势群体在遭受打击时仍能获得营养健康的食物和基本生活保障。

此外，保持市场贸易的开放也非常重要。因为不是每个国家(地区)都能在当地生产它所需要的食物，只有这样，所有地方才能通过市场交易来满足自己的需求。当然，提高当地生产能力、加强仓储设备建设、改善战略储备以确保粮食供应的稳定，都是增强粮食系统韧性的重要措施。

中国不会缺少食物供应

新京报:你认为在COVID-19遭受肺炎、洪水和干旱侵袭的情况下，这将对中国的粮食安全产生什么影响？

柯炳生:COVID-19流行病是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它对制造业、旅游业和餐饮业等一些行业有很大影响，但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不突出。主要是国内粮食生产基本没有受到影响，目前粮食进口影响不大。

至于洪水和干旱的影响，肯定有。然而，它不会很大。中国幅员辽阔，每年都有各种灾害发生。在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中，出现了一些特别明显的水旱年，但从来没有出现过粮食安全问题。今年，情况将是一样的。

万建民:中国的粮食安全还需要高度重视，还没有达到安心的程度。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食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我们对动物蛋白的需求增长更快。因此，所需的粮食总量不断上升，粮食安全的压力依然存在。因此，抓粮食生产的绳子不应该放松。

新京报:从当前全球疫情来看，中国的粮食进口受到影响了吗？

柯炳生:在口粮方面，中国已经实现了绝对安全。与改革开放之初相比，中国人均粮食生产水平提高了一半左右。中国每年进口数百万吨大米和小麦，主要是混合品种，而不是国内产量不足。目前和未来，中国对进口粮食的需求主要集中在畜禽饲料上，包括大豆(豆粕)和玉米高粱。简而言之，长期以来，进口食品的数量对中国的口粮安全没有影响。

新京报: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来看，进口食品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对于像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国家来说，这种供应模式适合多少？

柯炳生:随着人们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口粮(小麦和大米)的消费越来越少，而对家禽、鸡蛋、牛奶、水果和蔬菜的需求却在增加。我国生产的大米和小麦不仅足以满足口粮的消费，而且每年还有数千万吨剩余，用作饲料粮。进口粮食的作用主要是满足饲料需求，此外，它还调整一些粮食品种(如泰国香稻、加拿大强筋小麦等。)。至于进口需求，则取决于国内人口和人均消费需求。总的来说，它将继续增长。

2020年8月19日，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桥头镇店前村，农民在收割后的稻田里拣拾稻穗，确保颗粒归仓，不浪费粮食。

保护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并“将粮食储存在地下”[S2/]

食物和饮料消费是最浪费的[/s2/]

新京报:食物垃圾也是粮食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年来，公众的浪费行为发生了什么变化？

柯炳生:这些年来，中国餐馆浪费的现象已经大大减少了。虽然很难获得准确的数据，但根据我们的日常观察和个人经验，食物浪费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了很大的减少:随着“八项规定”的实施，公众宴请大大减少。公共宴会是最突出的餐桌浪费现象之一。私下外出就餐时，打包剩菜已经成为一种常见的做法。自助餐的用餐方式在各个地方逐年增加。在大学校园里，“光盘行动”已经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然而，新的问题已经开始出现。例如，外卖的增加会增加食物浪费。主要原因是获得的膳食与预期的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在运送过程中膳食的质量很难保证或者数量太大，这可能会造成浪费。年轻一代对品味有更高的要求，这可能更突出。

万建民:总的来说，还是有进步的。过去的浪费现象可能更令人担忧。现在，与国外特别是日本相比，我们的食物浪费仍然相当严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我们现在提倡的“光盘行动”是几十年前在日本实现的。

新京报:中国食物垃圾的主要方面是什么？

万建民:浪费的问题主要是在餐饮消费方面，因为在我们的餐饮习惯中浪费现象还是相当严重的。生产和运输中的浪费并不那么严重。

新京报:你认为浪费食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柯炳生:浪费的本质是购买的食物超出了用餐者的实际需求。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无非是主观的意图和客观的错误。主观意图是故意多买，因为有面子思想，和别人比较是奢侈的。客观错误可能是餐桌上的饮食方式，这使得控制点餐数量变得困难，或者是点餐者对食者胃口的错误估计。

从宏观上看，食物供应的充足是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前，餐饮业虽然存在一些浪费，但数量很少。主要是在那个时候，当每个人都没有足够的食物时，他们不想浪费食物。

2020年8月13日，顾客在海南省海口市一家自助餐厅取餐。

万建民:我认为我们的教育和道德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与此同时，中国的粮食价格仍然相对便宜。总的来说，中国的粮食价格跟不上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市场价格仍在上涨。从食物浪费的角度来看，这是值得深思的。一般来说，如果食品价格上涨，浪费行为就更有可能减少。然而，考虑到低收入群体，有必要对如何提高食品价格以及提高幅度保持谨慎。

新京报:你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控制食物浪费？

范生根:从技术角度来看，买的时候不要买太多，而是要有计划的购买，以减少损失。我认为消费者外出就餐时应该合理饮食。当然，餐馆和其他零售行业也需要改进他们的技术，通过改进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地减少食物浪费。此外，粮食或食品的运输、加工和储存也需要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提高效率和减少浪费。总之，为了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从食品生产、运输、储存到餐桌消费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进一步减少浪费现象。

万建民:除了宣传教育，让公众自觉养成节约的习惯，营造一种文化习俗和社会氛围:以节俭和节约为荣，以浪费食物为耻。此外，它还是经济杠杆。粮食价格应根据市场情况适当调整，增加空。

正文|新京报记者萧隆平实习生龚正阳

主编:朱学森